习近平会见第九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即使是国内外刑法针对同一对象作出相同规定，但对其理解也可能有细微差异。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坚持三个一体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三根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贯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各个领域，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涉及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党内法规各个方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明确工作重点、作出部署安排，坚决贯彻落实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三个一体建设。各级政府是否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能不能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和行为选择，直接决定法治社会建设的速度和成效。坚持三个一体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统筹做好推进三个一体建设顶层设计。[37] 葛洪义：《法理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职权一词却只能指代表国家或集体利益，决不意味行使职权者的任何个人利益;职权一词不仅指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从事这种行为的资格或能力，而且也意味他必须从事这一行为，否则就成为失职或违法[41]所以，权力在中国宪法、法律中是与权利并行的独立法律单元，虽然它们两者有种种看不见的联系。[42]现今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虽仍认定权利包含某种权力，但这种可称为权力的权利的范围很小，限于法律关系主体处理不动产的范围。另外，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提法，仍然孤立地看待权利和权力二者，没能反映和利用法学界已经证明的权利权力是一个统一法学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有不同的名称，目前被命名为法权）的认识成果。[14] 不过，法理学教材体系试图把权利义务概念放在法学核心范畴的安排，在宪法（或根本法）学和公法学部门[15]并未获得多少认同。

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上半叶十月革命、凯恩斯革命等政治经济现象出现后，权力现象全球性崛起，欧美法学权利与权力太明确区分的情状逐渐变得罕见起来，近乎销声匿迹。

此处所谓实际的认识改变是指，有些认识改变和结果是不自觉的，其中的典型情况是，从未正式放弃对权利义务的传统法学定位，但由于尊重权利、权力作为法律生活最重要事实这个客观实在而在具体研究活动中突破了传统框架的束缚。【此文刊登在《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童之伟，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兼任特聘教授。其深刻性主要体现在：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矛盾的问题。[45]以法权做法学核心范畴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 1. 法权概念是中国普通法学研究人员结合当代中国法律生活实际，将对权利、权力现象的认识从感性具体推进到抽象阶段，并运用本国特有语言优势表述抽象结果的产物。

[23] 沈宗灵：《权利、义务、权力》，《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沈宗灵先生说，国家机构拥有职权、权限、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责任。法律规则是指具体规定权利和义务以及具体法律后果的准则。[33]这段论述表明，在作者看来，法的内容总体来说是权力与权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公法调整权力-权力关系和权力-权利关系，私法调整权利-权利关系（在引入义务概念后，其交换等互动过程被表述为权利义务关系）。

[36]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行政诉讼法教材多数接受此说，不接受的显少。

[32]在这里，权力与权利代替了权利与义务。[29]李教授还将权利、义务的思路用到解释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一般是指法规定其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主体享有一定权利和义务(或职权与职责)的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

[5]从写话语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1949年前中国法学论著和教科书的对应描述。然而，当时从苏联引进的法学教科书采用的核心范畴实际上还是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个人的法律表现是权利，包括自由等等，国家、国家机构的法律表现是权力。不过，笔者这里也想针对李教授的有关论述做两点澄清。但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法理学在总体架构上无法给权力留位置，且在无力自圆其说、合乎逻辑地借助欧美的传统说法将权力解说为权利的一部分。[3] 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翻译出版的下面三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的有关部分，集中反映了上述情况：徐步衡编译：《苏联法学原理》，上海三民图书出版公司1950年版第60-65页。

这是应该的，也是常见事实，无须多费笔墨。国家不同，所依据的宪法、法律不同，具体概念的用语会不同。

另有新生代学者虽没有明说，但却通过法学作品透露出了这种认识倾向。它写道：权利是个人由法律保障的权力（power）、特惠和豁免(某人处理不动产的权利）。

中国法学界从来讨论法学核心范畴都着眼于、局限于描述感性法现象的概念，如权利、义务，权利、权力等。内容摘要：权利义务的核心范畴地位获得了法理学教材体系的普遍认同，但宪法学和公法学教材对它的认同度不高。

所以，权利和权力是当今世界法律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事实。《论纲》概括性地写道：法理学是关于法的一般原理的科学，它主要是研究法的一般概念和原则，如法的性质、功能、价值、形式、要素、效力、权力与权利、法的责任、法律关系、法的体系、法的制定、法的执行、法的适用以及法治原理、法治与民主、人权等的关系、违法预防等。本文作者并不赞成以权利权力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而是主张把反映和记录人们对权利权力共同体的认识的法权概念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相比较而言，今天的法学权利权力中心说在上述方面远远不如英国几百年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只相当于后两者之中的商品概念。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权力 法权 义务 核心范畴 。像价值概念一样，法权是从权利和权力这两类法现象中抽象出共同利益内容（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和共同财产内容（归属已定之财产）形成的抽象概念，其站位高于所有指代具体法现象的概念。

因此，它既是现代法理学的一个普遍问题，又是面临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法理学的一个特殊问题。[13] 以上五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多数法理学教材将法学核心范畴定位于权利义务的实际情况。

[14] 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3页。1. 学理上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代中国宪法、法律文本和生动的法律生活实践，没有现实的法律生活事实做基础。

在公法领域，法主要是通过职权与职责来调整与规范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护法机关)自身和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以及各类国家机关同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下一步的问题，也是权利和义务在改造现行法理中的作用问题，是否站得住脚，关键还在于对权利和义务本身的深入研究......目前已经有一些同志提出了各种意见。[26] 吕世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建设论纲》，《中外法学》1992年第4期。[40]这是事实，是汉语相对于欧美语言的一个优势。

不宜把法学称为权利之学......称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恰当一些。在老一代著名法理学家中，李步云教授从重权利、义务到重权利、权力的认识转变似乎更有代表性，本文下面要多用点笔墨做述评。

某些权力性权利涉及要求或免除履行与索偿权相关的义务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选择从分析商品开始，但不选择商品为核心范畴的原因。

新倾向的出现对于我国着力认识权力、合理配置权力，以及对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制约监督，都有现实意义。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样，也有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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